他总这样，一块儿在长春打了十年工，老七永远都读不明白他叔在想什么。

虎口被震得发麻，铁锹在他手里转了又转，最后他还是选择给当叔的一个台阶下。

“我知道你总不想听我说话，叔，你要实在不想听，我就唱首歌吧。”

这次老五压根儿就没停下，一副他侄子不存在的样子，脚底的冰面铲了差不多一尺深了，水的影子都没看到。老七猛吸了一口气，抡圆胳膊向外铲冰，嗓门一开就唱起了歌：

“谁家的，爷们儿啊，藏进下午碗架柜儿啊，你红啦，我绿儿啊，还骂我没出息儿啊——”

感情充沛，但没一个字在调上，声音随着他挥铲子的动作断断续续。

唱了几句，老七唱来了劲，铲子向着冰里一插，嘴里喷出的白汽和远处的烟囱交相辉映。

“我活着是你的人儿啊，死了是你的鬼儿啊，你想咋地儿就啊咋地儿啊——”

“你他妈有完没完！”老五怒吼一声，手里的冰锥飞出去好几米，在冰面上打了四五个旋。

老七顿住了，白汽像是锅炉断了柴火，戛然而止。

“叔你什么意思啊，我凡叔都要自己一个人上底下去住着了，我就不能给他唱两句送行吗？”

“你唱的这是送行吗？我看你是要把我俩一起送进去！”

老五一把扯下了蒙着脸的围巾，肘子色的脸上怒目圆睁。

老七躲着他的视线，嘟囔着用铁锹拨弄坑里的碎冰，小声顶了一嘴：“我就知道你和厂长是一伙的。”

冰面上的北风在刮，老五眯上眼睛侧过脑袋，问他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跟厂长是一伙的！”

喊完这一句老七就卸了劲，叔侄对着，两人嘴里的白烟此消彼长，老五回头望了一眼被自己扔出去的冰锥，接着猛地低下脑袋，开始脱脚上的棉鞋。

“我他妈叫你唱，叫你唱，你接着唱啊！”

棉鞋砸到了老七的后背上，打得他一趔趄，老五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追，蹦着去脱另一只脚上的鞋。

“我他妈——”

第二只鞋还没脱下来，老五的身子后头就响了一声，这动静是在冰上走的人最怕的——清脆悦耳，如同清泉流水——是冰面碎裂的响声。

这一响俩人都停了，老五先回了头，他向脚下看，裂的不是他们脚底下那块，他又抬起脸，也不是刚才凿的地方，再往远处瞅，面包车的车头向下沉了一尺，车轮边是潋滟的水光。

车里的人依然在向着另一边望，叔侄俩的大呼小叫都不能让他为之所动。

一声短暂而干脆的水响，车头彻底没入了冰面下，老五木然地摘了头上的雷锋帽，脑袋上是被焐出来的热乎气，身后那该死的混小子砸吧了两下嘴。

“凡叔，你怎么自己先走了？”

——

四十公里外的长春市中心，尤天白坐在一辆同样是银灰色的面包车里，车外是别墅区的白砖墙，一个穿着风衣的保安站在保安亭里，目不斜视，一丝不苟。

尤天白把车窗开低了些，向外弹烟灰。

车已经在门口停了四十分钟了，没进去门，等的人也没出来，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里，只有门口的保安和他做伴，荒度寂寥时光。

确切来说不是做伴，是尤天白单方面搭话，小保安从始至终没开过口，即使面包车里的男人向外弹了十五六次烟灰。

想到这儿，他又弹了第十七次，顺便把烟屁股也扔了出去，视线回到车里，再次拨通手机屏幕上的号码。

号码主人的事，要从两年前说起。

二零一七年，二十七岁的尤天白因为一些说出来丢脸的个人原因，从北京回了长春，这是他当了三年兵的地方，和北京比起来，有种原始的安心感，他用在北京开大众浴池赚的钱租了一个铺子，买了辆二手面包车，